根据协议，严格限制具有强大攻击能力的苏-30飞机部署在黄河以北，但随着中国空军越来越熟练地掌握苏-27和苏-30，其重点建设的“拳头部队”在 全国各地的空军基地之间频繁调换已是家常便饭。这其中，不但包括了西藏这一原本被认为不适合苏式战机活动的地区，从黄河以北到中国西北、东北等广大疆域同 样也在这些飞机的活动半径之内。很显然，中方的目的并非是试图对俄罗斯进行挑衅。今年美日之间将台湾海峡设置为共同防御的阵地，对北京提出直接挑战。 同时美国拒绝将其军事力量从中亚撤离，这与已经加强的美日联合盟约，从东西两侧形成了对中国的包围。对此北京当然不可能无动于衷。
在美国军事力量拒绝自中亚地区撤出后，中国加强在这一区域的力量存在，对俄罗斯来说是有益的。另一方面，日本航空自卫队经过性能提升的F-15J加强在东海和黄海地区的活动，韩国空军也引进威力强大的F-15K 多用途歼击机。大量先进技术兵器在这一地区的集结使北京感到不安，特别是中日之间在东海划界问题上的争执，以及朝核问题的久拖不决都对这一地区的未来造成影响。
在中俄两国顺利解决全部的边界划分，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之后，可以说两国之间全面合作的最后一道障碍已经被清除。在两国日益接近的今天，没有任何理 由对我国最大的武器采购者表示过分担忧。况且中国也不希望看到一个衰弱和分裂的俄国，这样将造成本地区的动荡和混乱局面。自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北京一 直在督促莫斯科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力量存在。中国希望看到一个强大而稳定的俄罗斯，作为这一地区力量均衡的砝码和事实上的同盟者，从而避免北京独自承担一切 压力的局面。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俄中联合军事演习，就是这一系列步骤中的一部分。
俄罗斯工业科技部国防工业司司长柯普特夫认为，抛开向中国出口高技术装备所获取的丰富利润不谈，从更广泛的国家利益而言，增强中国的军事力量也使俄罗 斯自身受益非浅。这使自前苏联解体以来失去力量均衡的远东地区，不至于出现灾难性的局面。一个已经与俄罗斯解决了一切领土争端，并有着广泛合作基础的中 国，远比那些一再声称要扩大对俄罗斯进行全方位投资，但却始终对南千岛群岛虎视眈眈又纠缠不清的国家要可靠的多。对中国出售俄制新型武器，是在双方都处于 相对虚弱状况下的互助行为。这将对未来两国关系乃至这一地区的安全和秩序造成深远影响。
另外，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一厢情愿地寄托在邻国国力和军力不要增涨得太快太强上面，是幼稚可笑的。由于美国和日本不断增强在中亚和远东地区的军事存 在，并于今年2月从法理上落实其军事合作的规模和深度。无论中国或是俄罗斯，都需要采取相应措施以保持这一地区的力量均衡。随着国家经济状况的好转，增加 对武装部队的投入，加快俄罗斯军队的现代化建设速度，使之能够履行捍卫国家利益，保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才是唯一有效的办法。俄罗斯国防工业，可以为解决武 装力量现代化提供所需的技术力量和手段，在这一方面俄罗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如同米哈伊洛夫大将在卸任前所言，俄罗斯空军技术改装的最优先任务，应该是研制未来的前线航空兵系统，即第五代歼击机。该机可解决现在苏-30MKI 和苏-30MKK所带来的，出口型号优于本国自用同种飞机一系列问题。在为武装部队提供现代化武器装备同时，还要适当提升军人的福利和待遇，使那些具有专 业特长的军人，能够安心地在军队中发挥自己的专长。
令一切具有爱国主义情操的俄罗斯公民感到可惜的是，无论在阿尔巴特军区机关（莫斯科市中心街道名，俄罗斯国防部和总参谋部所在地），还是在国家杜马中 依然有着这么一撮人始终没有看清这一点，或者说因为某些原因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其中一些人对于向中国出售武器装备感到不满，叫嚷着这是自掘坟墓的愚蠢 行为。可同样也是这些人，多年来一直在坚持不懈地试图削弱俄罗斯军队的战斗力，拒绝为武装力量投入更多的资金，拒绝改善军人的生活条件和增加他们的收入。 他们自己却从这个或那个西方大国资助的基金会里领取高额的补贴，或者干脆充当西方跨国集团领取丰厚酬劳的所谓顾问。同样也是这些人，多年前试图将自古以来 就属于俄罗斯的南千岛群岛割让给日本人。却对通过友好协商达成边界协议的中俄边界条约说三道四。这些人对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颜色革命”可以视而不见，对 于北约东扩的步伐日益加快甚至渗透到前苏联地区几乎无动于衷。反而对我们的国防企业向中国出售一些武器装备而大加抱怨。
友谊地久天长
当我们尊敬的国防部长，一位从未在任何一级军队主官位置上工作过的前克格勃军官，军队国家化后俄罗斯第一任文官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在得知苏 霍伊航空装备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兼公共联系部主管尤里.切尔瓦科夫公开对记者表示，“中国空军将很快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强大苏式战机部队”之后大发雷霆之怒， 并在令人尴尬的气氛中声色俱厉地训斥苏霍伊公司有关人员“不负责任”的发言对国家和武装力量造成的伤害，并威胁要收回苏霍伊公司的出口权。切尔瓦科夫则毫 不客气地回敬道：“如果您能保证将空军的供给提高到哪怕是印度的采购水平，那也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了。”
苏-30飞机是在2000年获得对中国的出口许可的，此前中国空军已经大量采购苏-27歼击机。早在叶利钦时代，克里姆林宫就向北京发放了苏-27飞机的生产许可证，第一架由中国自行组装的苏-27 在1998年交付中国空军使用，到目前为止沈阳的飞机工厂已经完成了飞机的国产化工作。苏-27已成为中国空军最重要的作战飞机，中方赋予自己生产的苏- 27以歼-11的编号，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对飞机进行有条不紊的升级和改造工作。这是自1961年前苏联向中国转让米格-21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再次将俄制先进歼击机作为主战机型纳入自己的装备序列。
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把苏-27甚至苏-30MKK看作是他们“自己”的飞机。在演习过程中还曾发生过这样一些事情，中方警卫人员一度 禁止俄罗斯军官和飞行员接触停放在同一机场的歼-11和苏-30。这一被俄方人员称之为“可以被理解的不可思议行为”并未破坏双方的友谊。这其中最主要的 原因是苏霍伊公司和KnAAPO在交付给中方的飞机上装置了先进的电子和武器系统，其中一些只是在最近才装置在俄罗斯空军的苏-27SM上。同样的情况也 发生在对印度的军售过程中，印度空军使用的苏-30MKI歼击机上装置的推力矢量控制系统（TVC）至今也没有被任何一款俄罗斯空军的战机所采用。但是并 没有人对此感到任何不安。
与印度一样，中国有着长期丰富的使用俄制飞机的经验。中国航空工业完全是在前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之前中国根本没有什么像样 的重工业。像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将振兴古老而贫困国家的希望，寄托在大规模的重工业基础建设上。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主要 标志，现代军用飞机自然成为中国领导人最为关注的几个方面之一。尤其是朝鲜战争的爆发，装备着苏制米格-15歼击机的中国空军与前苏联空军并肩抗击入侵的 美国空海军航空兵，这也直接促使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了米格歼击机的修理和制造技术。
第一架由中国自行生产的米格-17在1956年交付使用，中国人称之为歼-5飞机。这是中国生产的第一种喷气式歼击机，这也使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掌握 喷气式歼击机生产能力的国家（原文如此）。随后不久莫斯科又批准向中国转让了米格- 19超音速歼击机，中国空军迅速进入超音速时代。中国自行生产的米格-19在1962年投入使用，中国人称之为歼-6飞机。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一共 生产了近4000架歼-6，他们全部由沈阳飞机制造企业负责生产。南方的飞机工厂则在歼-6的基础上发展出一款相对简单的强击机，这种被称为强-5的强击 机一直到现在都是中国空军近距支援的主力。
随后发生的事情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是非常不幸的，这直接导致两国关系悲剧性的发展。赫鲁晓夫在1960年一夜之间从中国撤走了全部的援建专家，使中国的 国防工业和国家发展规划受到严重影响，中国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以弥补前苏联专家撤走后，几乎陷入完全停顿的国家建设。对于这种将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 突扩大到两国的关系上的做法，即使在前苏联，当时也有着不同的看法。赫鲁晓夫也曾试图纠正自己的错误，这也是为什么他于1961年3月批准向中国转让米格 -21歼击机和图-16中程轰炸机。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莫斯科是以新年大甩卖的心态向北京推销过时的型号。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在当时米格-21是前苏联 前线航空兵最新装备的歼击机，而图-16则是空军远程航空兵的主力。向中国提供这些飞机足以说明当时的前苏联政府是以积极的态度处理对华关系的，但是由于 一些非常复杂的原因双方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越滑越远。对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很难评价是非功过，即便是在没有过去的那种帮助下中国人依然以最快的速度展开了 两个型号的仿制工作。但是由于米格-21和图-16飞机的复杂程度超过了以往中国所获得的同类型飞机，所以上述两个型号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被中方 完全掌握。前面已经提到过，中国生产了近4000架歼-6，大量生产这一在前苏联空军中早已被淘汰的型号，说明中方对米格-21的仿制并不很成功。实际上 真正具备现代作战能力的歼-7M型飞机一直到1983年才由成都的飞机工厂，在英国马可尼公司的帮助下制造出来，在这个型号上改进出来的一系列歼击机到目 前为止依然是中国空军的主战装备之一。
除此之外中国还一直试图获得米格-21MF和米格-23MS歼击机，并希望在这两种型号的基础上，开发适合中国空军使用的技术。然而即使是相对简化系 统的米格-23MS，也已经让中方技术人员有吃不消的感觉。仿自与米格-21MF的歼-7C/D，还有在米格-23MS基础上结合歼-8I技术特性，所开 发的歼-8II飞机，都是在 1988年才开始服役的。
失去前苏联的技术援助，使中国空军作战飞机的技术进步缓慢。“达曼斯基岛事件” （编者注，即珍宝岛事件）后，中国空军飞机活动情况表明，在中苏边境 地区活动的主要作战飞机是歼-6，这些飞机很少作超低空飞行，也不过于靠近中苏边境地区。原因是操纵性不好，并且缺乏精确的导航系统。甚至在很长一段时期 内，一直没有配套的空空导弹可用。如果1969年边境冲突升级而爆发局部战争，前线航空兵可以很容易地利用复杂气象条件，对中国黄河以北地区实施外科手术 式的袭击。1999年一名退役的中国空军军官如此描述当时的困境，“如果前苏联轰炸机利用复杂气象或夜间入侵，我们只有红旗-2（S-75）导弹和高射炮 可用”。
即便如此，这些拦截手段也是相当薄弱的。携带空地导弹的图-22“眼罩”超音速轰炸机突防时的速度，足能将携带霹雳-1或霹雳-2空空导弹的歼-6甩 脱。当时超音速的米格-21数量极少，仿制的歼-7因为技术质量问题一直没有大批量生产。这些飞机携带的红外制导空空导弹根本不能在云层中使用，图-22 飞机却有完善的全天候飞行设备，并且有雷达瞄准的尾部航炮。中国空军多数是昼间歼击机，很难在复杂气象条件下使用，追逐云层中的目标也十分困难。尤其是冬 春季常常有大片云层覆盖中国大片地区，美国的无线电侦察飞机也常利用这样的天气入侵。在冷战中期，中国作战飞机根本不能为国土防空提供有效保障。中国空军 计划发展雷达制导的空空导弹，解决全天候和全向拦截目标的问题。然而由于缺乏底蕴，研制项目一直没有完成。因此在中苏边境冲突时期，只有少量歼-5甲配备 霹雳-1无线电驾束制导导弹来对付恶劣气象下的入侵。
70年代前苏联图-22M“逆火”轰炸机，以及米格-25飞机服役后，中国空军航空兵几乎完全失去了拦截能力。这种飞机能够在复杂气象条件下，在超低 空沿复杂地形飞行。中国的歼-5和歼-6都是很不好控制的飞机，而且缺少机载雷达，靠飞行员肉眼难以进行超低空搜索和拦截，这些仅仅是防空作战所面临的问 题。
70年代末期，在《解放军报》的主导下，中国开始对战争初期问题的公开讨论。这些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八股文风格。所有 1967年和1974年发生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的空战，对中国空军产生了冲击。中国空军的高级指挥员公开讨论，作为主力装备的歼-6争夺战场制空权能力 的“效能衰竭”问题。破败的装备，对前苏联强大的航空兵难以形成真正有效的威胁。这也使得北京在对前苏联的担心下，开始倾向从西方获得先进军事技术。
半是晴天半是雨
1969年发生在达曼斯基岛（珍宝岛）的武装冲突，对于整个国际局势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西方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其对中国的政策，过去那种认为中苏铁板一 块的想法发生了变化。由于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未能及时对事态进行干预和调整，反而对所谓“数百万中国军队即将涌入有争议地区”的说法信以为真。
其实这些担心来自于对中国多变的政策和民众自发激进行为的一种误解。与前苏联一样，在所谓的政治运动中，多数人为表明对领袖的忠诚，往往做出过激的行 为来取得信任。前苏联作为毛泽东树立的修正主义靶子，自然成为这类人最好的表现机会。有着同样历史经历的前苏联领导层本来应该很轻易地识破这些幼稚的政治 把戏，但是我们的外交官和情报人员并不理解中国人的特性，于是上报的中国方面情况不可能乐观。这导致莫斯科明显错误理解了中国方面的政策方向，以及控制国 内政局的能力。所以当中国在运载火箭和核子武器领域获得突破性进展后，了解和掌握中国军队在军备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情况就成为莫斯科赋予军方情报部门的一 项重要任务。
这一不幸事件在给中苏关系造成极大伤害的同时也直接促进了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据最新解密的文件显示，特拉维夫通过秘密渠道向北京提供了最新型反装甲 武器的样品和设计图纸。这使中国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了对付苏军新型坦克的能力，在此之前中国士兵发现他们的反坦克武器在T -62坦克面前几乎毫无作用。阿尔巴特的将军们相信，中国的军事工业依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在10年内生产出对付T-62的有效武器。
由于二战期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不需要签证就允许犹太人进入的国家，使大约五万七千多名犹太人得以涌入上海而免于遭受纳粹德国的迫害。因此很多以色列 人，对中国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好感也是情理中的事情。当然，也并非总是如此。多年来美国和欧洲的某些犹太利益集团，一直试图破坏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就如同 当年他们在美苏之间所做的如出一辙。即使是在中国与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和较为亲密的合作关系后，这些利益集团依然没有停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诋毁和诽 谤。最近发生的，美国干涉以色列与中国的军事合作一事，并不能简单地被视为超级大国的介入，利益集团的目标不仅仅是如此。这已经是外交界公开的秘密，即使 是以色列政府也无可奈何。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拉维夫一直试图与北京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由于美国的干涉和北京恐怕影响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而一直未有实质性进展。 边境冲突爆发后，以色列国防军中一些怀有“上海情结”的军官私下透过香港的走私渠道向中国提供新型反坦克武器的样品和图纸。再经由曾为纳粹德国服务的华裔 工程师加以改进，使中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在反坦克武器领域获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一举动据说得到了梅厄夫人的默许，并最终促成了中国与以色列之间的军事合 作关系。而参与这一“狮虎情谊”行动的有关人员在多年后成为中国与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主要协调者。
大为震怒的克里姆林宫向特拉维夫发出了直接的威胁，以色列人则用击落阿拉伯人的米格飞机这一独特的方式表达其对莫斯科的蔑视。无论是克里姆林宫还是阿 尔巴特都相信，如果不是美国因素的存在，以色列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到底会发展到怎样一个的程度和规模，到今天都是一个迷。可以证实的是，在70年代末以色列 再次向中国出售了新型反坦克炮和步兵雷达以及军用通讯装置。来自中国的技术人员在以色列专家的帮助下改进了他们的歼-7歼击机，其中包括将以色列自己设计 的 “蜻蜓”空空导弹装置在中国的飞机的上。
在整个的70年代，中国空军的装备水平与60年代初相比没有任何实际进展。即使是最新型的歼-7前线歼击机，也都是前苏联50年代的产物，而且将近 10余年都没有较大的改进。使得这个时期成为中国空军作战效能衰退达到了最严重的时期，完全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当时的状况。以至于前苏联远程航空兵 的“逆火”机群曾经有一段时间考虑取消歼击机的护航编队，因为他们清楚中国空军没有任何从空中打击他们的手段。
1979年4月，前苏联驻越南军事顾问小组通报了中国军用飞机入侵事件。根据越方情报，当天一个目标深入越南腹地后，消失在山区。此外还有四个目标侵 入越方领空，随后向北退出。这几批来自中国方向的入侵目标，在海防和中越边境活动了近半小时，越方北部防空部队进入了最高等级的战备状态。不久后越南方面 通报一架中国空军标志的飞机坠毁在海防以南80公里的海后县境内，并且要求前苏联有关人员也前往勘查。当天深夜，中国方面提出外交照会，要求交还飞机残骸 和飞行员尸体。
前苏联专家小组抵达事故现场，发现这是中国引进生产的米格-19S型，中国的正式编号为歼-6。前苏联在60年代初，已经停产了这种飞机，而中国当时 还在生产。尽管经过多年的改进，这型飞机与当年转让型号没有多少区别。中国人最大的改是将??为晶体管的国产型号，专家小组分析了电路后发现，这种电台可 以用收音机接受，毫无保密和抗干扰能力可言。除此以外，这种飞机根本没有全天候飞行的设备，不具备自主穿云飞行能力。当天正是越南北方阴天，云层厚度将近 1000米，而且云低高仅300米。这种气候条件使得仅配备常规仪表的飞机在山区根本无法低空飞行或起降，这也是事件发生时，越南空军没有战斗机起飞的重 要原因。这架中国的歼-6飞机几乎直接撞在海拔1000米左右的陡峭山体上。
当时中国唯一有效的空空导弹是仿制前苏联的K-13红外空空导弹，在中国国内编号为霹雳-2。这种导弹只能在目标后半球很小的角度内进行追尾攻击，而 且在云层中不能使用。为此，中国空军的歼-5甲和歼-6甲歼击机一直维持配备一定数量的霹雳-1导弹。霹雳-1是早期仿制前苏联K-5 型无线电驾束制导的空空导弹，尽管前苏联国土防空军作战使用的结果表明这一型号的空空导弹根本无效，而且很难控制操纵。但是中国空军依旧将其作为拦截云层 中飞行目标的手段。早期仿制的前苏联歼击机在设计之初，并没有为携带空空导弹进行机动空战留有余地，因此中国空军的歼击机没有真正携带导弹进行制空作战的 能力。更可悲的是中国歼击机没有综合火控雷达，歼-5甲等全天候飞机上的雷达甚至比当时民航机飞行避碰雷达性能还差，作用距离仅有数公里。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空军，对于将“蜻蜓”空空导弹装置在歼-7上非常感兴趣。虽然这种导弹与当时前苏联和美国的新型空空导弹相比已经是落后的东 西，但是对于装备极其落后的中国空军来说，“蜻蜓”导弹将使其拥有真正的空空导弹攻击能力。这显然不是莫斯科所愿意看到的。除了“蜻蜓”之外，以色列还提 出向中国出售Kfir“幼狮”飞机。这种在法国幻影5强击机的基础上，换装美国J79-GE-17涡轮喷气发动机发展出来的作战飞机较歼-7先进得多。一 旦中国空军获得“幼狮”或类似的现代化飞机，将使其空中打击能力获得大幅提升，不过由于“幼狮”使用的是美国发动机，所以这一计划在当时因为华盛顿的坚决 反对而作罢.
2009年5月9日星期六
中俄两国战机交易中鲜为人知的恩怨情仇大曝光
